戰爭電影分為兩種,一種是描寫戰爭之一面壓倒,統治者的英勇與被統治者像螞蟻一樣的被屠殺,以證明統治者的權威性;另一種則是描寫戰爭之慘烈犧牲之大,以代表統治者的悲劇性,而進一步地合理化權威性,兩者作用相同,而後者的娛樂性則遠大於後者。
在我成長的八零年代,戰爭電影對我具有無可磨滅的童年記憶,不知為何,童年的我永遠記得日軍航空員在珍珠港上空對著無線電大喊“虎、虎、虎“的畫面,接下來是很假的模型船爆破;這些戰爭畫面成為圖像,歷史的再現成為歷史本身。
1964年拍的《戰血染征袍》(Zulu)代表的是另一個戰爭圖像,其時代背景是1879年英軍入侵祖魯時在羅克渡口的邊界線上所遭遇的十小時血戰。
一小群帝國士兵被大批祖魯軍團包圍的畫面對童年的我具有至今仍無法忘懷的震撼力,那時的我經歷的是一整套的英雄史詩的續事模式。
在電影結尾祖魯士兵經過長時間廝殺,覺得自己被來福槍、刺刀屠殺夠了之後,之後在山丘後面發出一陣陣的嚎叫,英軍這時一名士兵說著:“他們正是在向我們的勇敢致敬。“
現在回想還覺得挺放屁的,真正的勇敢應該拋下槍拿指甲刀跟黑人拼個你死我活才是。
十九世紀的祖魯帝國,並不採取美洲印第安人的游擊戰術,在非洲,英帝國所面臨的是來自祖魯軍團的正面攻擊,一波又一波祖魯戰士肉體在槍口前挺進的畫面給與了英帝國無與倫比的想像力,因為黑人戰士不畏子彈挺進這件事既駭人又符合種族刻板印象,在十九世紀及其之後經過無數次描寫、圖像化之後成為帝國視野的奇觀之一。
戰爭電影的敘事方式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清楚地將電影世界中區分為我,與他者;在觀看的同時也在同時進入二分法的黑白劃分,我們,與敵人;那麼童年的我陷入的困境是同時的將自己認同為身為“文明者“的帝國士兵,同時又經歷“似乎跟電影的人不是那麼相像啊…“的自我質疑。
很奇怪的是,至《戰血染征袍》之後過了很多年,我才發覺自己原來跟帝國士兵屬於不同人種。
這如同鏡像原理一般,在觀看戰爭電影時也在觀看自己的倒影,因為隨著劇情你隨時都得辨視自身的存在,基督教/異教徒、西方/東方、男性/女性。這時戰爭內化至個體存在本身。非西方人永遠在鏡像中看到的是不完整的存在、不完整的破碎倒影,殖民者的影像,殖民內化至個體存在本身。
後來我發現,就算今天拿著盾牌挺進的只要是非西方人,西方仍有一整套的系統可將此行為劃入種族論述當中。這就是啓蒙運動以來所建立整套理性主義的瘋狂之所在。而被殖民者在童年時期潛意識下先認同殖民者,再花一輩子的時間從自己身上發現殖民的存在。
那天,一個日本人說:我來自日本,我們從來沒有被殖民的經驗。
這句話比什麼都還虎爛,對我來說,所有在好萊塢所生產出的大平洋戰爭電影所刻畫出的日本形象,與當代日本對此形象的漠然與內化,都代表了日本仍是世界僅存的少數殖民地之一。
Recent Comments